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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胶围城”下的民间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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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胶围城”下的民间协作
* 来源 :http://www.mrimbhu.com * 作者 : * 发表时间 : 2018-06-03 07:48

  因政策,让这一曾为境外废料进入内地的中转站,正面临着更为迫切的“废料围城”。

  公共回收网络还未完善,特区应与回收业界共同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回收网络:由小型公司收集废塑料品,有足够资本和场地空间的大公司进行技术升级,负责将回收来的塑料造成颗粒原材料。

  从2017年10月起的每月首个周六,隽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隽成”)的创始人黄颖灏都会派货车到西贡区的万宜游乐场附近,收集由西贡民间团体“西贡之友”和“贡想”回收来的塑料废弃物。可是小插曲不断,不但车位难找,回收活动还因“扰民”被投诉。

  长期以来,的废塑料回收率都徘徊在低位。根据署(以下简称“环保署”)发布的数据,2016年废塑料回收率仅为14%。

  而2017年7月内地进一步收紧了进口废料的政策,让这一曾为境外废料进入内地的中转站,面临着更为迫切的“废料围城”困扰。

  不少民间团体及人士自发组织、联结,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感染到更多的市民参与到废塑料回收行列中,也希冀于当地企业、部门能有更多的作为。

  时隔半年,浸会大学生物资源与农业研究所教授黄焕忠及其研究团队尝试与此前接受调查的205家废物回收商联系时,却发现多家已经倒闭了。直接的诱因是内地收紧了回收物料进口政策。

  2017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实施方案》,要求2017年年底前,进口来自生活源的废塑料、未经分拣的废纸等24类固体废物。这项新政的出台,意味着今后废塑料要造成胶粒原材料,才能出口到内地。

  黄焕忠告诉南方周末,回收商在整个全球回收链条中处于最基础的环节,“就像是一个佬,不是回收再造业”,大部分废塑料回收商只有一台压缩机,将从外国收来的废塑料物打包后,就直接转运、卖给中国内地或东南亚等地的回收再造商。

  回收业的技术水平低下,也导致在塑料等垃圾处理上过度对外依赖。根据环保署公布的数据,2016年通过的废物回收系统收集来的塑料量约为12.59万吨,其中被运往内地及其他国家循环再造的比例高达94%。

  内地此番收紧回收物料进口政策,犹如断了大部分废塑料回收商的出,停收废塑料成为了他们的无奈之举。环保团体“绿惜地球”2017年12月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环保署回收名录里的74家回收商中,只有12家回收商仍愿意回收1号和2号塑料,但要求客户自行运输,或支付运费,否则不会回收。

  回收商停收废塑料,就意味着绝大部分可回收的塑料废品将被运往堆填区。根据环保署2017年12月公布的《固体废物监察报告》,2016年塑胶回收物料的回收率仅14%,虽然较2015年的11%有所回升,但仍远低于金属(91%)和纸类(50%)的回收率。

  有分析称,每天弃置堆填区的废塑料高达2132吨,相当于约400只非洲象的重量。而上世纪90年代启用的3个堆填区也面临着在2020年前相继饱和的困境。

  2013年中国内地发起过“绿篱行动”,进口不洁废塑料和其他“有毒”垃圾,就已经对废塑料回收商造成冲击。新政策出台后,要求废塑料回收商具备分拣、造粒的技术水平,不少回收商因无法承担购置新设备的成本,望而却步。

  为了解决困境,由环保署成立的回收基金预留出2000万港元(约合人民币1601.6万元),以配对模式资助回收商购买包括塑料分拣机、塑料瓶标签和瓶盖去除机、清洗机、烘干机及造粒机等5种设备,获批上限100万港元。

  环保废料再造业总会会长刘耀成曾向透露,全的回收业界目前仅有10家公司买了造粒机,加上正申请引入的数目,短期内最多可增加至20台,日均废塑料处理量有望达400吨。但这对“废胶围城”的困局仍是杯水车薪。

  黄焕忠告诉南方周末,回收基金能帮助小型回收商来建立技术能力,但如果回收塑料是亏本生意,买机器也解决不了的问题。

  “人工贵,地租高,物流贵。所有因素加起来,就导致的处境十分尴尬。”黄颖灏说,与内地同行相比,回收业承受着相当大的成本压力。

  环保署发言人在给南方周末的书面回复中,也指出了同样的问题,“废塑胶体积大,密度低,令运输成本增加影响其出”。此外,自2014年起原油价格持续下跌,塑料生产成本随之降低,也间接拖累了塑料回收物料的货值,导致回收商利润空间进一步压缩。

  在黄焕忠看来,废塑料不是一件货品,而是一件废品,有责任来处理。回收商收集废塑料并造成可出售原材料的过程,实质上是在帮处理了社会中的废品,理应将处理费用支付给回收商,让他们能够下去。否则,在完全市场化的过程中,毫无成本优势的回收商将逐渐倒闭。

  黄焕忠还认为,特区应尽快落实垃圾收费计划,并推动制定生产者责任制,并将塑料垃圾处理费用转移支付给回收商。

  周五上午9时,黄大仙社区回收中心的员工相互协作,将装满废塑料的黑色塑料袋,一袋袋从中心内传递到街边,如同一条流水线平方米的两米高地铺内,有近1/4的空间都堆放着这些黑塑料袋。

  每个周五,隽成都派压缩车前来黄大仙社区回收中心收集他们回收来的废塑料,再运往废塑料处理企业“利之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之港”)进行分拣、造粒。

  半小时后,1.45吨的废塑料都被装入了压缩车。黄大仙社区回收中心项目主管何其强告诉南方周末,这周的量不算大,最高峰时曾经达到两吨,过道都会堆满。

  由东九龙居民委员会有限公司于2013年5月开办的黄大仙社区回收中心,是近20所及自然保育基金社区回收中心的其中一所。2015年何其强进入该中心工作时,每个月收来的废塑料重量为4吨。后来有回收商愿意出压缩车来处理,每周都能腾出新的空间装回收物料,月均废塑料回收量增至6吨。

  2017年4月经隽成牵线与“利之港”合作后,黄大仙社区回收中心的月均废塑料处理量达到了10吨。在实现电子分拣处理之前,员工需要在面前放着9个袋子,手工分拣废塑料。而现在只要放4个袋子就足够了,分别装胶瓶、杂胶、胶袋胶膜和水果网。

  位于新界屯门龙鼓上滩的“利之港”拥有目前唯一一台自动化分拣机,以及造粒机和打包机等设备,每天废塑料处理量可达40吨。但可惜的是,由于的物流和前线回收人力成本都较高,这家本地企业大多进口外国废塑料来再造。

  在黄颖灏眼中,废塑料回收现状极为,一方面本地废塑料回收率始终低位徘徊,另一方面本地的废塑料处理企业却需要通过外国进口来满足需求。

  黄颖灏主动牵线搭桥,将回收链条前端的回收站和终端的回收厂连接起来,就是希望促进本地废塑料回收的健康发展。在他眼中,做回收行业已不单是生意,而且有社会意义。而黄大仙社区回收中心乐于承担运费,也让这一协作得以可持续。

  除了定期去收黄大仙社区回收中心和将军澳街坊联会等两家及自然保育基金社区回收中心的废塑料外,每当民间团体“贡想”和“西贡之友”举行定期废旧品回收活动时,隽成都派车前去收集废塑料。获环保署同意,隽成的出车费用,均由负责西贡塑料回收的将军澳街坊联会的经费中划拨。

  双方的协力,源于“贡想”志愿者妙奇在参观黄大仙社区回收中心的过程中,偶然从何其强口中得知隽成愿意为废塑料回收提供货运支援。

  生活在西贡农村的妙奇并不是一名狂热的环保人士,可看到承包公共环卫保洁工作的碧瑶绿色集团(以下简称“碧瑶”)的工人会把三色回收桶溢出来的垃圾直接倒入垃圾桶,让她很反感。

  短短半年间,“贡想”和“西贡之友”每月首个周六的定期废旧品回收活动已经吸引到一定受众,在周边地区居住的外籍人士专程驾车将可回收物品运到这个回收点。有玻璃再生企业和电器回收企业的工作人员也参与到他们的活动中,让回收范围超出了废塑料。

  妙奇和西贡民间团体的自发联结,只是市动应对“废胶围城”困局的一个缩影。早在2016年一群居住在元朗的环保人士组成了团体“不是垃圾站”,在社区中举行回收、资源共享活动,回收包括塑料、纸和玻璃在内的十多种回收物。过去一年的“垃圾围城”压力,更是助推了社区自发回收的风潮,大埔、南区、将军澳、西贡等地区均出现了“不是垃圾站”的身影。

  为配合内地收紧进口废料政策的要求,环保署于2017年12月推出了“三纸两胶”回收,当中“三纸”包括纸皮、和办公室用纸,“两胶”则指饮品胶瓶及个人护理用品胶瓶等1号或2号塑料。但该一经发布,就引起不少环保团体的,给造成了困扰。

  环保组织资深人士马子琪认为,“三纸两胶”完全是“大倒退”的政策,不应该只回收某几种塑料,信息混乱将导致多年来环保教育前功尽弃。

  针对的质疑,2018年2月26日环保署决定将回收更新为“三纸回收、胶瓶优先”,废塑料回收不再只限于1号或2号塑料,而是涵盖所有塑料瓶,而塑料袋、塑料盒也可交至“绿在区区”(由委聘非营利团体运营、支援地区减废回收的项目)处理。

  看似“”,但此前被列作可回收的泡沫塑料,在最新政策下却被列入不受欢迎物料,需要与私人回收商自行接洽。政策的变动对当前泡沫塑料回收的前景造成了冲击。

  “迷失的宝藏:泡沫塑料回收行动”(以下简称“迷失的宝藏”)是唯一一个从事泡沫塑料社区回收的项目。尽管获得特区管辖下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但项目经理李家铭告诉南方周末,他们此前曾与慈济基金会承运的九龙湾10个社区回收点共同合作回收泡沫塑料,可如今因为政策,他们已经失去了与所有公共回收渠道合作的可能性。

  事实上,泡沫塑料在市场上并非“不受欢迎”,只是因为其体积大、质量轻的特点,让回收和运输成本高昂,产生的效益不及回收塑料瓶来得划算。不过,经溶解处理后,泡沫塑料可被做成长条状的压缩塑料砖,业内称为“胶头”。这一可再造的物料1吨的市场价可达3700港元(约合人民币2970元)。

  可惜的是,虽然目前有四五家做泡沫塑料回收业务的公司,但他们不面向社区,只做商场、物流公司等大客户的生意。由于缺乏回收渠道,每天被弃置的92吨泡沫塑料只有埋入堆填区这一出。

  在社区回收中心工作时,李家铭曾目睹拿来的泡沫塑料废弃物因没有回收渠道,最终不得不被扔进垃圾箱的过程。如同“迷失的宝藏”项目的英文名称“Missing Link”,李家铭希望为找回在塑料回收上失去的信心,构建起社区与公共回收渠道之间的桥梁。

  “我们专门做泡沫塑料回收,就是想让大众知道,这一物料是可以回收的。”李家铭将泡沫塑料回收比作一条直线,现状是这条断了,得把线重新接起来,再拉直。

  2016年6月成立至今,“迷失的宝藏”团队通过深入荃湾各个工厂大厦、菜市场等泡沫塑料垃圾产出量大的场所宣传,并借助“脸谱”(Facebook)等社交平台发起广泛的募集泡沫塑料废弃物的活动,迅速地在全范围内建立起知名度。目前“迷失的宝藏”月均回收来的泡沫塑料超过3吨,是李家铭写项目计划书时预想的近两倍。但回收的匆忙出台,不得不让他们另寻他法,进一步寻求与其他民间组织的合作,以增加前线回收点。

  鱼类统营处下属的鱼类批发市场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泡沫塑料垃圾。在与“迷失的宝藏”合作一年后,该机构尝试给仔鱼类批发市场添置了一台冷压机来处理不可重复使用的泡沫塑料箱。

  在给南方周末的书面回复中,环保署发言人强调,特区一直透过不同的社区回收中心以及“绿在区区”支援回收。但要解决泡沫塑料等废塑料的问题,市民应尽量减少使用相关物品,以减少弃置。

  黄焕忠认为,公共回收网络还未完善,特区应与回收业界共同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回收网络:由小型公司收集废塑料品,有足够资本和场地空间的大公司进行技术升级,负责将回收来的塑料造成颗粒原材料。而在18区布点的“绿在区区”项目应该扮演起中枢神经的作用,连接起各个小型回收站,并允许小回收商将货物运输到这里,再经此转运到大型处理中心对废塑料进行再造。